芬姐之所以在小天初二时决定返乡陪读，是因为当时爷爷奶奶多次打电话向芬姐抱怨，小天进入初中之后沉迷于玩手机，成绩下降，任凭爷爷奶奶怎么管教也没什么效果，他们已管不了了。身边的同龄人也劝芬姐：再不回去，孩子就要废掉了。在反复纠结之后，芬姐下定决心，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返乡陪读。

  在小天看来，母亲回来陪读，于他而言，既没有给予陪伴，也没有给予理解。妈妈回来后，为了贴补家用，到县城找了一份工作，早出晚归，和小天的交集大多数时候只是吃饭的时间，不仅如此，“妈妈还把我唯一觉得有趣的东西剥夺了”。

  第一次高考，小天的成绩算下来还是班级倒数第八名，遗憾的是离二本线差一点，未能实现“达本”的目标。与小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一个初中同学，当时中考成绩并不如他，中考后，同学的父母将他送到了管理十分严苛的T镇读高中，顺利考上了本科。

  第一次见芬姐的时候，她正和同在T镇陪读的姐姐在广场上一起学跳广场舞。在广场路边，我们站着聊了一下午，对芬姐从辍学打工到返乡陪读的生命历程有了大致的了解。

  86年出生的芬姐初中辍学后，和村里大部分女孩一样，踏上了前往广东的打工之路。在广东，芬姐经老乡介绍进入了服装厂工作，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芬姐便一直在东部沿海不同地方的服装厂辗转务工。结婚后，芬姐嫌广东离家太远，便到江苏常州服装厂务工，后来又到浙江杭州服装厂务工。作为熟练工，芬姐当时的工资已经能拿到七八千一个月。

  婚后，芬姐在儿子小天一岁多时便又和丈夫一起外出务工，将小天放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料。初二时，芬姐回来陪读，小天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县中，但是，三年后的高考却没有达本科线，在芬姐的要求下小天来到T镇复读。芬姐返乡陪读这些年来，丈夫一直在外务工，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芬姐之所以在小天初二时决定返乡陪读，是因为当时爷爷奶奶多次打电话向芬姐抱怨，小天进入初中之后沉迷于玩手机，成绩下降，任凭爷爷奶奶怎么管教也没什么效果，他们已管不了了。身边的同龄人也劝芬姐：再不回去，孩子就要废掉了。在反复纠结之后，芬姐下定决心，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返乡陪读。

  从学业成绩方面来说，相比于爷爷奶奶的隔代照料，芬姐返乡陪读取得了一定效果，小天中考发挥不错，从乡镇初中考入了当地县中第二梯次的实验班，这让芬姐感到很骄傲。在学业成就之外，在芬姐看来，自己在小天一岁多时便外出务工，初中回来也是弥补亲子之间情感的疏离。

  与芬姐的经历相似，在我们询问很多陪读妈妈为何在子女初高中阶段回来陪读时，“再不回来孩子就废掉了”这句话成为许多母亲的答案。在许多地方，为了孩子接受更为优质的教育，许多家长将他们送到县城里读书，不寄宿的话一般则由妈妈或奶奶陪读，少部分青少年自己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隔代陪读或自己租房住的青少年很容易因缺少来自家长的监管、缺乏同辈群体的交往互动而被手机“捕获”，沉迷其中难以自拔。

  也有许多农村青少年在乡镇中小学就读，在许多地方的乡镇学校，由于寄宿设施不完善、寄宿生活条件太差，许多孩子走读或在乡镇租房由爷爷奶奶陪读或自己住，周末放假再回家。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同样也非常容易因祖辈监管不到位、放学之后及放假期间过于无聊等原因而沉迷手机。而在许多学校特别是乡镇学校，在学校内部公开或偷偷玩手机成为一股风气，没有智能手机，不会打游戏、不追星、不看网络小说、不了解网络最新热梗的学生反而会被嘲笑、被边缘化，被视为“好学生”——在一些学校，“好学生”早已成为了贬义词，指那些不能在虚拟现实世界“呼风唤雨”的乖乖孩。学校老师也没有管理学生带手机进校园的好办法或主动性，特别是在校园手机管理规定出台前，学校手机管理“无规可依”，一旦因为管束学生玩手机特别是没收学生手机而引发意外事件，学校上上下下领导干部、班主任与老师都可能会被处分。

  芬姐回来成功阻止了小天的手机沉迷问题，扭转了他成绩不断下降的问题。但是，从小天那里，我们听到了这个“成功”故事的另一面：

  童年在村里长大的小天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初中进入到乡镇中学这个陌生环境后，没有了熟悉的玩伴。刚进入初中，小天便一个人在学校外租房住，爷爷奶奶偶尔来照看一下自己。在校外独自租房使得小天很少与有机会与同学交流，时常感觉到很孤独，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小天迷上了看小说和动漫，白天将手机放在出租屋里下载小说和动漫，晚上放学回来看。母亲回来后，这一状态很快被打破，小天的手机被没收。然而，在小天看来，母亲回来陪读，于他而言，既没有给予陪伴，也没有给予理解。妈妈回来后，为了贴补家用，到县城找了一份工作，早出晚归，和小天的交集大多数时候只是吃饭的时间，不仅如此，“妈妈还把我唯一觉得有趣的东西剥夺了”。

  在被县中录取后，爸妈还专门摆酒席请亲友吃饭，亲友们都觉得小天进入县中实验班后，一只脚已经跨进大学的门了，芬姐也感到十分骄傲，感觉自己的付出看到了回报。然而，进入县中实验班的小天在班级里排名倒数第八，此后成绩一直都处于班级末游，学业竞争压力的加大、母子之间情感的疏离、进入青春期叛逆阶段等等，使得小天不再对母亲严厉的管束不吱一声，而是开始反抗。爷爷奶奶管不住的手机沉迷问题，芬姐也不再能管住，小说和动漫成为小天逃避现实的通道。整个高中阶段，围绕手机，芬姐与小天进入漫长的拉锯战状态。

  虽然芬姐一直在陪读，但却始终难以走入孩子的内心，也不知道如何引导孩子，缓解孩子的学习压力。在她看来，儿子什么都不愿意和她说，日常生活中甚至不愿意和她多说几句话。很多时候，芬姐只能和小天反复的念叨：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会像父母这样没有出路，只能辗转各处打一辈子的工。

  小天的爸爸一直在外地做建筑工，从芬姐口中我们得知，他的丈夫是个很内向的人，与孩子的交流不多，长期在外务工使得父子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芬姐回家陪读后，家里的收入一下子就下降，丈夫只能去更偏远、收入更高的工地务工。在我们遇到芬姐时，她的丈夫正在内蒙古务工。在母子沟通不畅时，芬姐也多次寻求过丈夫的帮助，但在电话里，老公知识会呵斥小天，“若不想读了就早点和我一起来工地打工，别浪费时间和钱了”。在放假回家后，芬姐丈夫也很少和孩子有什么交流，每次交流都说不了几句话。

  第一次高考，小天的成绩算下来还是班级倒数第八名，遗憾的是离二本线差一点，未能实现“达本”的目标。与小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一个初中同学，当时中考成绩并不如他，中考后，同学的父母将他送到了管理十分严苛的T镇读高中，顺利考上了本科。同学的妈妈在得知小天有复读意愿后，把他们介绍给了自己租房的房东，房子距离学校很近，房租一年9600元，在房屋日益紧俏的行情下，这样的价格已经算是相对便宜了。在芬姐的反复动员下，小天最终同意来T镇复读。到来T镇之后，芬姐也不再边工作边陪读，为了孩子，她决定舍弃这一年的工作收入。

  在T镇，像芬姐这样来陪孩子复读的家长约有一万多人，与芬姐相似，许多返乡陪读妈妈同样面临着“无陪无读”或“有陪无读”的困境。

  许多陪读妈妈在返乡陪读之前，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工厂务工，其中很多人慢慢的变成了了熟练工，是家庭的核心劳动力。但是返乡陪读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剧降、开支的增加，这使得一些陪读妈妈返乡后想法设法在乡镇或县城找一份工作，在大部分县域，陪读妈妈能找到的工作工资水平都比较低，一般仅能覆盖陪读妈妈返乡后与子女的租房、生活开支。但这对于普通农民家庭来说，也是减轻了很大的负担。不过，即使是这样相对低工资水平的工作，往往也需要长时间的工作，这就使得一些陪读妈妈像芬姐一样实际上“无陪无读”或“有陪无读”，特别是当亲子之间因为性格不合、管、学业成绩等问题沟通不畅、产生冲突时，“无陪无读”或“有陪无读”问题更容易出现。

  还有一些陪读妈妈返乡后，面临着经济压力、子女管教压力、子女学业成绩压力等困境时，本身就会产生极大的焦虑，陪读妈妈的压力与焦虑往往找不到出口，进一步导致亲子关系的冲突。

  对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她们而言，回来陪读，也仅仅是个“陪读工”而已，为子女洗衣做饭、照顾生活起居、帮他们节约时间用来学习。家长虽然关心孩子的成绩，但却没能力认识到子女读书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难题，难以作出有明确的目的性地指导。

  如何处理世代间的隔膜，对他们来说亦是一个难以想通的问题。他们难以理解在虚拟现实社会成长起来的子女的世界，当他们试图将“读书才能改变命运”的信条灌输给子女时，子女却难以理解并给出积极的回应。他们没办法像中产阶层父母那样，通过学习与反思，及时作出调整亲子关系互动策略，以走进子女的内心，加强对于子女的引导与教育，与子女成为“朋友”，在学习上给予他们精细的指导。也正是因此，慢慢的变多的80后、90后农村家庭将陪读的时间提前，在子女上小学乃至幼儿园期间便开始陪读。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家庭收入的下降、开支增加、夫妻长期分离、家庭不稳定等问题。

  对于芬姐而言，来T镇陪小天复读，核心目标是小天能够成功“达本”。这与在T镇陪读的绝大多数农村家长想法非常一致，在许多农村家长看来，只有达本，才意味着将来孩子是去“工作”，而不是“打工”（在“达本”之前，农民家庭还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即让子女通过“普职分流”的筛选考上高中而非职校，这也是小学、初中阶段返乡陪读妈妈越来越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令芬姐没有料想到的是，来到T镇复读不到半年，小天的心理上的压力慢慢的变大。半年间，小天数次以不舒服为由，请假回家休息。在此期间，芬姐还带小天到南京等地的医院看病看心理医生，因为小天总是说，自己坐在教室里每时每刻都可以感觉到很多人在自己耳边说话，自己能听到身边同学内心的想法。可是，每一次去医院，医生都说只是因为心理压力过大，并没有出具心理疾病相关诊断书。就在我们见面后没几天，芬姐又带小天去合肥的医院看病，医生给出了同样的诊断意见。对于小天而言，他很希望心理医生给自己确诊，给自己开药，便可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可以不来这里上学，但去各个医院看医生没办法确诊。

  在与芬姐交谈后的第二天，恰逢学校临时通知学生放半天假，芬姐便约我们和她的姐姐、姐姐家的女儿以及小天一起吃午饭，让我们和他们交流一下。芬姐性格内敛，说话不多，但是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很有交流的欲望。她很忧心自己的儿子，即使是当着孩子的面，她也不断地在强调，自己的儿子不爱说话，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离开T镇的前一天，我们去芬姐妹妹的出租屋里准备再和她做一次访谈。我们到了没多久后，芬姐也来串门。谈到小天现在的心理状况于学习情况，芬姐忧心地说，现在只希望他能够顺利参加考试，无论结果如何。谈到前两天带小天去合肥看心理医生的结果，芬姐叹息地说，如果知道小天复读会变成这个样子，还不如当初不复读。

  然而，从和芬姐的几次访谈我们得知，在芬姐的内心深处，她还是希望儿子能够考上本科。从小天口中我们得知，他以前和母亲表达过想要当厨师，自己挺喜欢做饭做菜，比较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和母亲说了之后，芬姐并没有给出公开回应。对于芬姐而言，要想不重复自己的打工命运，只可以通过读书。在芬姐老家村庄，一直以来都有重教氛围，她这一代人中有不少考上了大学，现在的生活境况与芬姐家相比条件好了太多，不可同日而语。其中，芬姐的表弟即是最好的参照对象，当年考入大学的表弟已在南京定居，工作稳定收入高。而反观自己与丈夫，没有学历，作为普通打工者，只能挣辛苦钱。

  为了小天“达本”，芬姐已经付出了太多，这些年来，老家的许多邻居已到市区买房，有一些邻居甚至还在务工地买了房子定居下来，而自己从小天初二就回来陪读，家庭收入大幅度降低，务农的父辈又不能给太多的帮衬，导致自己家始终没到市区买房。芬姐的打算是，等小天达本后自己在出去务工，在小天婚恋前努力攒钱买房。这样的话，芬姐家的家庭双重发展目标就算是实现了：既为小天以后在城市定居、成家做好了准备，又通过让小天上本科而帮助他能够在城市里找到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真正的在城市安居下来，“体面进城”。现在，小天能顺利“达本”就成了芬姐的唯一期望（在半年后的回访中，我得知，小天复读一年后仍没有达本，不过，小天考入一所对口公务员系统的职业院校某专业，未来若能考入公务员系统，芬姐的目标也算是实现了吧）。

  一面是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以至于产生“本科生多如狗，研究生遍地走”这样的吐槽，一面却是农民家庭为了子女能够“达本”而调整家庭分工、慢慢的变多年轻妈妈返乡陪读，不断由乡入城，追逐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不断向子女施加压力，制造“寒门温室”，努力让子女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当中。

  在这个教育竞争不断内卷化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农民家庭成功将子女托举进入本科院校，但其中很多农家子弟似乎在高中及之前的阶段已耗尽了所有学习的兴趣，到大学“混”四年后发现还是不得不“打工”，甚至还不如学了一门技术的中专与大专生。更多的农民家庭甚至没机会将子女托举进入本科院校，少部分农民家庭还遭遇着与芬姐相似的困境，孩子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不仅没有“达本”，甚至连身心健康都出现了问题。

  芬姐及其家庭遭遇的困境与其个人及其丈夫等共同生活的亲属的个人性格、观念等因素紧密相关，但是，如果我们跳出个人与家庭视角，从社会结构视角出发，便能透过芬姐这位陪读妈妈的家庭困境，透视农民家庭在返乡陪读过程中沉重的家庭教养困境，这些困境来源于中国压缩式现代性变迁过程中社会结构变迁、数字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教育体系变革、教育竞争加剧、教育责任家庭化等诸多方面。在T镇调研的半个多月里，我们遇到了很多与芬姐情况类似的家庭。透过芬姐这一特例，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无数农民家庭正在陷入“有陪无读”的家庭教养困境之中。

  在T 镇所处的中部山区，70年代末至80年代出生的农家子弟在21世纪初前后大量涌入江苏等地务工，男性大多分布在在建筑行业，女性则从事服装行业，子女则留在老家由祖辈照料。在城镇化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大背景之下，撤点并校风潮的兴起、民办学校的崛起、县域激进的教育城镇化发展、乡镇寄宿体系的不完善、乡校教育主体性的缺失，导致农村青少年没办法在乡镇范围内、在相对良好的镇域教育生态下获得相对优质的教育。与此同时，待到这一批新生代父母的孩子陆续进入中小学后，智能手机时代快速来临。“城乡中国”与“数字社会”双重压缩性现代化大变革之下，农民家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教养困境。

  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子女是否为“读书的料”是家庭教育投入的重要考量指标，教育的主要责任主体是学生自身与学校，学校嵌入到地方社会，家庭与地方社会与学校协作培育学生。但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随着教育的市场化发展以及公共教育资源的城乡不均衡配置、随着所谓科学育儿观念与话语的传播，家庭的教育责任慢慢的被强调，家庭的教育参与以及资源投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女的“起跑线”与“跑步速度”。在教育城镇化背景之下，教育也面临着去社区化、去公共性问题，在家庭之外，青少年的社会化成长缺失了承载体系，父母成为子女“成人成才”的第一乃至于唯一责任人。并且，跟着社会流动速率的相对下降，教育成为农民家庭子女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核心乃至唯一通道。

  在这种结构性困境之下，新生代父母被深度卷入到教育内卷化竞争之中，芬姐及其孩子小天的困境就不是孤例与特例，“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相比于其他家庭，芬姐家仅仅是在时代浪潮中更为不幸的家庭而已。返乡陪读不能让芬姐家“逆天改命”，还有千千万个与芬姐家类似的农民家庭，同样也难以依靠返乡陪读解决家庭教养困境。在未来几十年中国渐进式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依然会有一大批处于相对弱势位置的农民仍然可能会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再不回来孩子就废掉了”推动着这些妈妈陆陆续续返乡陪读，但是，在多重困境下她们又面临着事实上的“无陪无读”或“有陪无读”，即使她们为了子女“达本”，愿意“牺牲一切”，但是。“牺牲一切”的努力却有可能导致“一切都被牺牲了”。

  我在另一篇文章结尾的一段话稍作修改同样适用于这篇文章的结尾：在现代化高歌猛进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农民家庭承担了太大的压力，女性在其中分担了极大的工作与家庭抚育压力，特别是在教育竞争压力慢慢的变大的当下，返乡陪读妈妈承载的压力慢慢的变大。然而，很多教育竞争压力本不应该由家庭、由母亲承担，如何重构县域教育体系、抑制激进的教育城镇化，降低教育竞争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竞争压力，建立多元学生评价体系，让农村学生及农民家庭看到未来的希望，也可以通过努力抓住希望，从而减缓农民家庭的教育负担与风险，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